刑事诉讼法程序辩护的价值

指出办案人员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严重违反有关程序规定，或在办案过程中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行为，从而否定某一证据或某一诉讼行为的有效性，将司法人员的行为置于被审查的境地，阻却犯罪指控，最终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最好的辩护，是进攻性的程序辩护。这种辩护使庭审的对象发生转移，由审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转移到审查控诉机关的诉讼行为，导致控诉机关成了程序意义上的被告人，形成了“诉中诉”。

我国的刑事诉讼一直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公安办案时只要能破案，而不管采取何种手段。所以就会有“真凶再现，亡者归来”等让人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

在侦查阶段，存在越权管辖、非法搜查、非法扣押、非法窃听、非法使用警察圈套、限制辩护、刑讯逼供等程序违法，在审判阶段有违法管辖、违反回避制度，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

实践中程序辩护的效果不佳，根本原因在于程序违法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使办案人员的行为违反程序规定，通常也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除《刑诉法司法解释》一百二十三条、一百二十四条、一百二十五条、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非法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依法应当排除外，几乎再无其他对程序违法行为的制裁条款。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坚持程序辩护。要深知程序辩护是实体辩护的基础，不是可有可无的。

程序辩护无处不在，体现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并不是只有开庭才有意义，也并不是只限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辩护从会见开始，当会见受阻时，如何实现会见权就是程序辩护的第一步。

有时候，律师可能会有程序辩护会引发与公检法对抗的担忧，因而不愿意进行程序辩护；还有律师认为程序问题提出来没有用，最终仍然要靠实体辩护来定罪量刑，这两种认识都存在问题。
比如，看守所违法限制律师会见，如果律师不争取，会见权得不到保障，如何进行后续的实体辩护？再比如，如果证人证言是通过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非法取得的，这样的证据对定罪量刑又至关重要，如果不进行程序辩护（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证人出庭），实体辩护的效果可想而知。

因此，程序是实体的基石，程序正义是确保实体正义的基础，如果不进行程序辩护，实体辩护就成了无源之水，这就是程序辩护的价值所在。

当然，我们也要把握好程序辩护的度，不要忘了程序辩护的目的是什么？进行程序辩护最终目的是追求实体上的结果，不能为程序辩护进行程序辩护，不能发现一点程序瑕疵就紧抓不放，当案件程序瑕疵对处理结果没有任何影响，程序辩护的意义就非常有限。

比如，你发现存在逼供的情形，需要排除被告人供述，但是其他证据已经能够证明犯罪事实，也即对定罪量刑没有丝毫影响，我们还要不要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如果我们把精力集中在其他的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认定上，是不是更加符合当事人的利益？或者我们利用程序问题，比如以非法取证的情节换取更大的从轻量刑，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所以，程序辩护是实体辩护的手段，当程序辩护对于实体辩护有用时，我们就应当坚持到底；当判断程序辩护作用不大时，我们就可以静观其变，或者将其作为以后与司法机关谈判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