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什么才是你的贡献？

我如何看待律师

从诞生之日起，律师这个职业，就一直褒贬不一。中国古代把律师称为“讼棍”。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嘲讽挖苦律师那句最著名的台词，“第一件该做的事，是把所有的律师全都杀光”。

律师，多么神圣的职业，可为什么地位不高，形象不好？该如何看待律师，律师对一个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我看来，律师不是司法的装饰或陪衬，律师执业关系到公民权利的伸张、关系到司法正义的实现、关系到法治文明的进步。在法律人共同体中。律师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律师的作用非常巨大，全社会都要认真看待律师这个职业。

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害人，当被侵害时，我们渴望权利能得到救济，正义能得到伸张。律师的存在，为司法引入了一种外在的力量，有了律师第三方的力量，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不会被随意操控，律师的介入，保证了控辩双方的平等，保证法官的居中裁判，使得庭审不再走过场，法治的天平不至于倾斜。如果没有律师，如果庭审被操控，司法正义如何实现？ 

所以，有了律师，司法公正不一定必然会实现；但是如果没有律师，实现司法公正就一定是句空话。如江平老师所说，律师兴则法治兴，不重用律师、不善待律师是不行的。

在著名的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税务律师宋佑硕为震惊全国的“釜林事件”受害学生进行人权辩护，辩护人从投机谋利转向不义宣战，就是为了“让我的孩子们不要生活在因这种荒唐的事踩刹车的时代”而做出的努力，这种努力代表了权利意识的觉醒，代表了律师运用自己的专业敢于向一切不尊重民权、肆意践踏正义的公权力进行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法律，不仅仅是僵死的条文，更是活着的力量。社会需要这股力量，必须看到律师所代表对法治构建的重要力量。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律师可以求助，公正司法从何而来？如果律师不坚持法律为当事人辩护，不认真给执法行为挑刺，当事人权益如何得到得到救济和保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靠什么？靠法治。实现法治靠什么，靠我们大家。这个大家是不能少了律师的。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的“若法院律师对立，法律不可能健全”。

什么是伟大的律师？律师该贡献什么？

今天，人们谈到律师时，非议很多，有很多负面的标签。在有的人眼里，这个职业是在伸张正义的借口下，不惜颠倒黑白、钻法律空子，谋取的是私利。

律师赚钱，没有罪过。然而，除了钱、除了名，律师应该给这个社会贡献什么？

1875年，在美国律师协会第一次会议上，美国著名律师吉尔顿说过一段名言。他说：“我们要把律师职业提高到更高、更好的水准。如果律师事务所仅仅变成了一种挣钱的方法，那么律师就堕落了。如果律师事务所仅仅是一个试图打赢官司，并且通过向司法机关走后门而打赢官司的机构，那么这一机构不仅堕落而且腐败了。”

今天的法律人，如果一味追求金钱、追求名声，为了打赢官司，不择手段，不看对象，不看后果，那他就真是堕落了。为金钱所诱惑，以发财为目的，欺世盗名，精于算计，见利忘义，玩弄法律，这不仅是堕落，更是把法律玩坏了。这是很危险的，也是很玷污的。这些行为不能造就律师的伟大。

任何人都需要生存，以谋生为职业，没错，但法律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一门职业，更应当是一项人类的伟大、艰辛而光荣的事业。法律人只有以实现正义、实现法治为志业，才是伟大的事业。除了职场中的财富、权力、名誉外，法律人应该将法律作为一种事业来追求。我们坚守的是人类的公平、正义，只有把法律作为一个事业，它才能给我们带来崇高和伟大。

何谓伟大？让我想到了，前几天，也就是2016年7月19日刚刚逝世不久的王工老先生，他是一名律师，他是中国第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是第一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即席发言的全国人大代表，是第一位提出《律师法》立法议案，建议建立完善的律师制度的人。在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当政府工作报告结束后，大会主席习仲勋照例问了一句：“哪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有意见？”王工律师立即举手示意：我要发言！

不管历史过去多久，28年前，王工律师那一句“我要发言”，都会成为所有法律人心中最有分量的一句呐喊。“我要发言”，既是中国律师的良心，也是中国律师的心声，还显示了中国律师的责任与担当。 

律师依附于权力是没希望的。律师天生是私权利的代言人。律师天生是要说“我反对”的。对于那些不义，你必须仗义执言，打抱不平。

今天的一些律师，一旦成名，一旦被授予各种头衔，罩上各样光环，就迅速地卸下盔甲，不再轻易反对、不再激情燃烧。他们跟对手和解，与高端业务和金钱交朋友，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投机分子”。 

英国著名诗人莎士比亚有过这样的诘问：“在面临暴君之政、法章之慢、贪官之侮的时候，我们是应该默然的忍受坎坷命运的无情打击，还是与深如大海的无涯苦难奋然为敌并将其克服？这两种抉择， 究竟哪一个更高贵？”的确，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身处激烈社会变革中的中国律师，一定要回答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

真正的法律人从来不相信“强权就是公理，实力就是正义”。在面对不公不义的时候、在面对强权肆意横行的时候，所有的法律人都应该选择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如果权利受侵犯，如果自由被剥夺，如果同胞兄弟仍然生活于没有规则的社会里，我们就要永远呐喊，永远抗争。我们选择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公民而奋斗，不仅仅因为他们需要得到帮助，更在于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这几年来，律师界涌现出不少敢于说真话、敢于捍卫法律尊严、敢于与强权抗争、敢于为当事人争取权利的铁骨铮铮式的律师，他们尽管力量单薄，声音弱小。但他们屡败屡战，永不服输，他们是中国律师的真正脊梁。他们的精神、努力、信心和勇气，应该被看见、被记住，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从唐福珍抵抗拆迁自焚案到唐慧劳动教养案，从聂树斌案到钱仁风案，一个个律师的努力在步履蹒跚地推动法治中国的进步。今天的律师依然面对着生活的压力、环境的糟糕、江湖的险恶，也许我们的行动是点滴的，进步是缓慢的，正义是迟到的。但无论如何，法律人，永远不能放弃我们追求的公平、公正和法治信仰，法律人应该永远选择站在公正和法治这一边。

法律人运用法律知识，不仅仅在于救赎他人，更在于救赎自己。我们不能忙于救人、疏于律己，忙于救赎世人，却唯独不救赎自我的灵魂，我们不能忘记初心，不能忘记我们对法治事业的追求。

支撑我们不能忘记法治梦想追求的，只能是，也一定是心中不灭的信心与信念。这种信心犹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雷莎修女所讲过的“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会一夜之间把它摧毁，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

每个人都在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在职业生涯中，尽管我们还会遇到很多不如意，还会有痛苦、难熬、不爽，但我们法律人一定要坚守、坚定、坚持，就如电影《小时代》里这样一句经典台词，在内心里保留着希望，保留着不甘心放弃的跳动的心。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

我们要更加尊重律师

律师打交道最多的是法官，法官接触最多也是律师。司法实践中，法官与律师关系出现了某种异化与冲突：要么，法官与律师称兄道弟、交往过密、打成一片、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权钱交易”，要么，法官与律师彼此互相提防、相互鄙视、不敢来往、不愿交往，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现实社会中，不尊重律师的意见，无视律师的作用，“你辩你的、我判我的”， 接待律师时傲慢无礼，法庭上对律师失言怒责，庭审中打断律师发言、轰赶律师、给律师上手铐等等，两者关系已经变成了“互相防范”、“互存敌意”敌对关系。

在很多年以前，云南高院就提出法律人共同体宣言。我们倡导：法官和律师同属法律职业共同体，同对法律负责，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要硬撮合成“法律一家人”，也不要刻意地防范或敌意地设立“隔离带”，假想为“坏人”。

律师与法官应该建立起同学、同志、同仁的正常关系。

所谓同学式关系，是指我们可能就是同一学校，同一专业，同一老师教的，我们有着共同的法律教育背景和法律知识基础，同受法律教育，同操法律语言，同循法律思维。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应该是同一个学堂里的同窗。

所谓同志式关系，是指我们虽然分工不同，职责不同，但都是共同追求公平正义，共同服务当事人，我们共同行使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一条船上，相互的反感、漠视、轻视、敌视，只会全盘皆输。

所谓同仁式关系，是指在诉讼活动中，我们要通过参与、合作、理解和尊重，共同使纠纷得到公平、公正地解决。我们之间不是为了挑起争端，而是要禁止争端；不是要制造分歧，而是要禁止分歧；不是要混杂是非，而是要依法来确保公正。

我始终认为，法官与律师之间应该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我们既不是互不认同的对手，也不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我们之间不存在你高我低的支配与服从，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敌对与博弈。我们的关系不是隔阂，而是理解；不是紧张，而是交涉；不是对抗，而是包容；不是防范，而是交流。

好的裁判就是建立在协商和尊重的基础之上。靠压制，恫吓、威吓无法达成有效的共识，只有通过尊重、协商、对话，通过吸纳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凝聚共识，削减分歧，才能平息社会矛盾纠纷。

之所以要充分尊重律师，在于律师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和中介。法官要获得当事人的真实想法，有赖于律师这个中介和途径。律师的积极配合参与、搞清案情，是在最好地邦法官的忙，律师越负责，替法官做的工作越扎实，法官越容易作出正确的判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官必须感谢律师。

如果没有仔细聆听律师的不同意见，没有律师的配合，法官只从自己的单向认识角度理解、适用法律，就很难了解和理清基本的法律事实，就无法衡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就很难做出公平公正地裁决。

法院既是一个权力机关，同时更是一个说事讲理的地方。诉讼到法庭，就意味着要把理讲在法庭。法庭的讲理不是以战胜或折服他人为目的的争论，不是通过武器逼迫对方闭嘴，使他哑口无语，乖乖交出武器，而是在相互提问与回答的互动中，通过一种充满信任的交换看法，使真相搞清，使真理获胜。

讲理是“在一个更高层面上的探索和更深的思考”，讲理的目的是共同探索，是为了把问题搞明白。所有的诉讼参与人都应该通过法庭上的讲理、理性的对话、争辩、交谈，让大家服气、心顺。由此，发生在法庭上的怠慢无礼，失言怒责， “轰赶”、“防范”都是令人不愉快的。打压律师、搞臭律师，诬蔑、贬损和侮辱，伤害的不仅是律师，更是我们整个共同体。

维护司法公正，仅有隔离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有效的沟通。沟通，不仅是和法官的沟通，也包括和当事人的有效沟通，要敢于告诉当事人那些对他不利的判断，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指引，向当事人解释案件的真实情况，提供周到、及时、冷静的咨询，服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为构建法官与律师新型关系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尊重律师的人格，尊重律师的职业权利，尊重律师的劳动成果。千方百计解决律师反映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问题。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应当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的制度。律师作为一线法律实践者，对中国法治有着直观的感受和深切的期待。法院欢迎律师加入到法院队伍中来。

司法体制改革，确保了今后入额的法官更加专业、更加规范、更加精英。今后法官和律师之间，应当成为双方共同学习的榜样。我们要恪守从业的基本要求和道德底线，打破傲慢与偏见，以自身点滴的言行影响并引导民众学会尊重法律。  

相互之间的尊重，才能构建起我们对规则的敬畏与臣服，才能让我们伸张正义的力量更加强大。因幼稚和偏见而相互横眉冷对、冷嘲热讽，因私欲和霸道而相互拆台、互不相让，只能让人看笑话，只能让法治中国没希望。

我们应该达成这样的共识，一个人的不幸是我们所有共同体成员的不幸，一个人的无耻乃我们所有群体的耻辱，我们不得超越正常的职务交往关系，我们不得将情感关系带入具体的案件处理，我们要避免非正常的交往，畅通正当的交流。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法律、熟悉案情以及加强自身职业修养的提高上。

再次共勉，为了法治云南，我们一起加油，为了法治中国，我们一起努力，为了法治未来，我们一起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