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角兽”上市利好不断，多方面配套政策亟待出台！

　市场化改革重大举措

多个风险点待破解

　多方面配套政策亟待出台

　　证监会表示，将抓紧制定试点相关的配套制度，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后向市场公布。同时，会同有关方面，精心组织实施试点。

　　对于后续需要出台的配套政策，陈雳认为，目前关于CDR的法律法规处于相对空白阶段，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尚未对CDR的创立、发行、交易及监管等作出明确规定，基础股票境外流通与CDR境内发行所涉及的司法管辖权与法律适用问题有待进一步阐明，后续配套政策主要从达标企业筛选和“回归”企业持续监管两方面进行规范。考虑到资本市场开发给予监管、交易所、交易机制、市场主体和产品五大层次，相关细则可能也遵循以上分类。

　　具体来看，潘向东认为，要细化试点企业的筛选机制。《若干意见》里的筛选机制打破了我国IPO制度对盈利指标的要求，因此具体试点企业标准和最终的咨询委员会成员以及审核决定机制有待证监会进一步明确以及相关政策配套，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还是继续按照核准制有待监管部门进一步明确。

　　另外，潘向东认为，注册地和CDR上市地分割导致跨境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问题。虽然《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实施跨境监管，但是如何就CDR建立具体的合作和监管机制、如何通过建立常态化的对话机制以及如何通过协调与制度安排实施跨境监管，如何处理中外在法律法规、惯例、诉讼和裁决等方面差异，如何实现监管成本和监管效率的平衡等细节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和相关政策配套。

　　“针对发行CDR企业，出台系列监管办法，核心是信息披露。”中阅资本董事、长江产经研究院研究员陈柳认为，这是CDR试点的重要难点，因为国内资本市场与海外市场在监管思路和监管要求上存在较大差异，CDR企业同时要满足两地的监管要求需要磨合的过程。

　　此外，如何实现基础股票和存托凭证的相互转换是CDR机制能否成功运行的关键和核心。CDR与基础证券之间的转换要求及方式由证监会规定。从这一条规定看，监管层似拟允许CDR与基础证券进行转换，但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此项事宜亦有待证监会出台相关配套规定予以明确。

　　“这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货币兑换问题。”潘向东表示，《若干意见》指出，试点企业募集的资金可以人民币形式或购汇汇出境外，也可留存境内使用。那么在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和资金跨境流动并非十分顺畅的条件下，试点企业募集资金汇出境外的相关制度需证监会与相关部门进一步协调和配套。

　　同时，CDR首次发行后再融资、并购机制设定也十分重要。潘向东表示，在境内发行股票的红筹企业其股权结构、公司治理、运行规范等事项主要适用境外注册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因此对于首次发行后再融资、并购机制设定和监管，不仅需要证监会与试点红筹企业上市地等相关国家或地区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管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管，同时需要明确是按照公司主上市地的监管政策还是证监会配套相关政策。

　　关于投资者保护方面，郑联盛表示，投资者是否真正熟悉信托凭证并具有风险识别及应对能力是投资者保护机制需要重点考虑的。过去几年，A股投资者在市场发展和波动中逐步成熟起来，对于融资融券、场外配置等都有新认识，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或有一定提高。但是，可能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存托凭证及其定价、估值及交易等是较为陌生的事物。理论上存托凭证与相关股票的价值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当国内存托凭证价格与存托凭证相关的国外股票价格发生重大偏离时如何认识与处置，这对于投资者可能是一个直接的难题。存托凭证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投资者保护机制需要更加严格且完善。

　　“要加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教育。”潘向东认为，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专业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而不是热衷炒作，引发不必要的损失和风险。

　　此外，针对试点企业概念题材多，易受市场追捧，上市后可能存在过度炒作的市场风险，陈柳建议，一方面，要按照小步快走、稳步推进的办法，成熟一个试点一个，避免发行规模过大，同时单个企业的CDR要注意合理规模。另一方面，由于A股市场相对海外市场客观存在估值溢价，同时试点企业在国内属稀缺标的，可能会引发过度炒作。短期内可以按照海外市场的价格为参照采取一些适当的监管措施;长期看，要通过发行制度的市场化加以解决。

　　素材来源：新华社、中国证券报